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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志与传统文化
发布时间:2017-10-10 09:37:00 

  在探讨我国传统文化的热潮中,各地学者和专家从不同角度,不同方面都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和深入的研究,发表了很有见地的文章。可是,与传统文化有密叨关系的地方志,时至今日,却无人问津。笔者在不平之余,试图不揣冒昧地从地方志与传统文化这个角度,略陈管见,以就教于同仁。
  一、传统文化为地方志的生存与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影响之大,范围之广,世所罕见。由于传统文化以“札”为本,从周公制礼到近代,就一直沿袭这种“礼制”。其主要内容就是严格的等级隶属关系。中央辖地方,君统臣,大官管小官。也正是这种等级制的形成,封建王朝将天下分置为郡、县,进而发展为省州、县等大小不一的行政区域。将人也分为君臣、官吏、庶民等高低不一的等级。为了维护和发展这种等级隶属关系,仅靠皇权的威严来推行当然是不够的。还必须从思想上、观念上、文化上给予肯定和宣扬。因此,以记载一国之史和一方之史为己任的国史与地方志就应运而生了。此后,由于传统文化的不断发展,内容逐渐增多,形成了固定的“仁”、“义”、“忠”、“孝”为本的“三纲五常”。统治阶级要求人们,在家尽孝,在国尽忠。并用“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对人民进行“教化”,其方式方法,在科学技术不甚发达的封建社会,地方志当然不失为一种很好的形式。所以受到了统治阶级的高度重视,并且选择这种地方志书的形式,作为维护等级关系的工具之一。
  “仁”是传统文化的核心,表现在互爱、互助、互谅和重公等各个方面,它赋予人以尊卑名分,强调入伦之间的关系,最容易被文化素质不高的劳动群众所接受。而接受的形式和渠道,除了文学、哲学以外,作为一方一地的人们,又特别偏爱与本地密切相关的地方志,并选择它作为宣扬本地的乡土教材。因而,民间的文人学士私家修志者便日渐增多,形成一种传统,代代相承。
  二、地方志对传统文化起了褒扬与延续的作用
  在我国数以万计的文化典籍之中,地方志就有8千余种,10多万卷。如此浩瀚的地方志书,不论翻阅哪一种,甚至翻遍所有的地方志书,都可以看出这样一个普遍的问题。那就是,地方志是褒扬的传统文化。一是从修志目的来看,是给统治者“资治”作工具。所谓的“治邦国者以志为鉴”就是明证。也就是说以维护传统文化的“礼治”为主要目的。二是从地方志的内容来看大凡每部志书从头到尾都以“仁”,“礼”、“忠”、“孝”为思想主线。首先用较大的篇幅记述皇言、宸翰,圣制、恩泽,歌颂天子的圣明;同时宣扬职官、名宦、循吏的清正;表彰乡贤、忠臣、义士、孝子,烈女的功德等。三是从它的社会效益来看,凡是记入了地方志的忠臣、义士、孝子、烈女等人,都被后人尊为楷模,并且竞相效尤。四是从代代修志来看,代代志书着重记载的是“三纲五常”和“三从四德”。从古至今,无一例外。五是从志书的普及面来看,大凡每县都有几部志书;其范围之广,数量之大,乃其他文化典籍望尘莫及。它对传统文化的褒扬,自然也就无与伦比。由此可见,地方志对传统文化的褒扬和延续所起作用之大,几乎前所未有。
  三、传统文化对地方志的影响
  传统文化对地方志的影响,也有积极的与消极的两个方面。前者表现在以下几点:
  1、传统文化的兼容性,促成了地方志内容的广泛性。我国传统文化是以儒学为轴心,兼容道、法、佛等诸子百家韵。它与民族心理、性格融为一体,并渗透到人们生活的各个领域,几乎是无所不在。地方志要褒扬传统文化,其内容就必须具有广泛性。也正是传统文化兼收并蓄诸子百家学说的特点,才促成了地方志书不仅集儒、释、道、法、佛等诸子百家为一书,还兼收具体的天文、地理、兵事、政事、农桑、教育,以及仙、魔、鬼、怪等多种内容,可以说是包罗万象。这就使传统文化的理论,在地方志书中得到了具体的反映。
  2、传统文化的群体观念,是地方志“和”与“公”的思想基础。群体观念包括“和谐”与“重公”两大特点。要求人们互相爱护,互相帮助,扶持危弱,互相谅解,宽厚待人,并以“天下为公”。对此,地方志予以大量篇幅记述。加之这种群体观念,能够增进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依赖,对家庭对国家具有强韧的亲和力。因此古人便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串连起来,环环相承。地方志通过记述本地具体的人和事,把个人命运与家庭和国家的剩益融为一本;用以“和为贵”,“天下为公”的典型,使爱国主义落实在热爱本乡本土之上,有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3、“忠”、“孝”之美德是传统文化的向心观念在地方志中的具体反映。向心观念包含“孝”与“忠”。“孝”是长幼关系的直接体现。尊老爱幼是我国的传统美德,代代相承。在地方志中则是倍受褒扬,从古至今,不论何地的方志书籍都记载了大量的子女给父母尽孝的史实。“忠”,从社会角度讲,也是“孝”的延伸,一个人在家尽孝,国乃家的延伸,在国自然要尽忠了。因此,体现在政治领域,“精忠报国”,就成了千古传诵并竞相仿效的楷模。由于传统文化的向心观念在地方志中作为“忠”、“孝”的具体内容,得到了大量的反映,既被统治阶级所允许,又被人民群众所接受,因而成为中华民族一大优点绵延数千年而经久不衰。
  传统文化有积极的优秀的精华,应予继承并发扬光大。也有消极的落后的糟粕,应予抛弃。它是数千年累积而沉淀下来的思想观念,在地方志中也有许多表现。
  首先是传统文化的重农轻商观念,导致了地方志重人文轻经济。我国的农业模式一直主宰着整个中国社会的经济历史。由于农业经济的稳定,政治上多层次控制网络的建立与维持也才有可能的条件。因而,统治者虽然一代一代更迭,重农抑商的政策却是一纸接着一纸。在政治上,经商没有地位;在社会上,商人被叫作“奸商”,受到歧视。结果,自然阻碍了经济的发展,使固定板滞的经济生活铸造了固定板滞的社会生活。由此就使地方志以大量的篇幅记载人文活动,收录一些诗词歌赋,艺文碑帖,而对社会起着决定作用的经济基础则收载较少,仅仅设“食货”、“仓廪”等卷目,或寥寥数语,或仅只列目以载。这不仅给现在研究古代经济发展带来了困难,而且在历史长河中,严重地影响了我国的经济发展。这个弊端,几乎是历代志书尽皆如此。
  其次是传统文化的君贵民贱观念,导致了地方志重官轻民。在传统文化之中,有君贵民贱、君尊民卑、君重民轻的观念。因而认为伴随君王或为君王服务的官吏也是高贵之人。而人民则是无足轻重,是统治阶级可以任意驱使的奴仆。由此反映到地方志中,便是大量收录皇言国事,突出皇恩浩荡。重点记述官职。而对广大的劳动人民则记之甚少,或根本不入志书。有的记载也多是贬斥责骂之词,称之为“刁民”、“小人”等等。对因“官逼民反”的农民,更是大加挞伐,诬为“盗匪”、“贼寇”等,同时还大肆宣扬那些镇压农民起义的刽子手。由此可见,旧志书基本上是站在统治阶级的立场,为统治者而编修的文化典籍之一。
  再次是传统文化的封闭性,导致了地方志大肆宣扬人杰地灵的片面性。我国绵延数千年的传统文化,其最大的特点是封闭性。在发展过程中,受群外文化的影响较少。它吸收和消化的外来文化自然也就很少了。由此,其文化重心的迁徒一直限于国内,因而总是以大汉国为中心。在一个地方,则是以本地为中心。它在地方志书里,也表现在以本地行政区域为圆周画圈,凡是圈内之人、之事,都尽量收录。尤其是宣扬本地人杰地灵,都不惜篇幅,一应载入,且是。每代修志,对上述人员都从旧志中转录下来入新志,使之代代相传,以示本地之骄傲。由此就导致了某些地方乱拉名人入志给本地添光加彩的弊病。若是属于两交界之地的名人,则甲、乙两地争相入志;若是恶人,又怕损害地方,便互相推诿,不入本地志书。以至于有些历史上有劣迹的人找不到籍地。不能说不是这种观念的影响。再就是对本地的宣扬,也多是溢美之辞,诸如风景优美、名胜众多。不少志书还硬凑十景、八景,用以表明本地据有地利之便,给人只有地灵才出人杰之感。再由于其篇幅份量之大,几占志书的三分之二,也就使本应无所不包的地方志,带有了只是宣扬人杰地灵之书的片面性。
  传统文化不仅影响旧的地方志,面且还在继续影响我们编纂新方志。主要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
  (一)传统的“资治”观念,给新编地方志书涂上了浓厚的政治化色彩。
  自古以来,“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几成定律。古代官吏新到一地首要的任务就是“览志书”。这被作为统治者所必须遵循的一个原则。因此,志书被认为是“辅治之书”,能够“资治”。这个观念流传到今天,仍被采用到新编志书之中。新编地方志要为社会主义服务,为当政者提供借鉴的历史资材和现实依据,无疑是对的,但搞“政治化”则不妥。例如有的志书对内容的要求,必须写成“纯”社会主义的,民国时期的历史都不记载。有的志书就是记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内容时,也要求对“文化大革命”等各项政治运动的记述,写得非常粗略。甚至有的志书每写一项事业的发展,必加上“在党的领导下”等定语;许多过去尚未建立党组织的地方,记其进步或革命事件,也一概如斯。再次是在志书的形式上进行政治宣传。志书打开以后,首先便是大量的领导题词,序、照片。
  (二)新编地方志仍然具有浓厚的重“官”意识。
  有史以来,由于传统文化的重官意识在人们头脑中根深蒂固,在新编地方志书中,重官职仍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尤其是在收录和撰写人物志方面,不少地方都以什么县团级、科局级划线。不论人物对社会贡献的大小。一凡是线以上的人物,则不惜文字和篇幅,大量收录。就是那些看来貌似收录得比较平衡的志书,只要稍作统计,就可看出,仍是职官远远多于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等社会中坚力量。再就是撰写人物多是溢美之辞。传主的记述尽是优点,长处,对社会,对人民的贡献等空话,事实则既少又干瘪。甚至于传主们都没个性和缺点,似是天下第一完人。如此诸类,不胜枚举,俯拾即是。
  综上所述,我们对待旧地方志,就不能简单地归结为时代或阶级的局限;对待新编地方志的不足之处,也不能片面地解释为政治宣传色彩。而应从传统文化这个更高层次和角度上来进行深入的探索,才对新编地方志有所补益。

摘自《广西地方志》期刊1988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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