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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方志实践经久不绝的原因
发布时间:2017-08-31 09:11:00 

  地方志是我国民族文化特有的瑰宝。编修地方志在我国有悠久的历史。“方志”的名称最早见于《周官》,发展至今已经有2500多年的历史,期间由雏形方志——两汉的地记、隋唐的图经,逐步发展到宋代方志定型,至清代修志事业大盛。民国后,虽时局动荡,内忧外患频仍,但方志编修的传统却并未因此而中断,反而诸多名志佳作涌现,个中原因不由不令人仔细探究。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四大方面的原因。
  一、政府的重视和积极干预,是传统方志实践经久不绝的根本原因
  我国地方志的官修制度始于隋。随着中央集权的加强,地方豪强地主势力的削弱,地记被图经所取代,成为当时中央政府了解与控制地方的有效手段之一。隋开皇十三年(593年),政府诏令天下严禁“撰集国史,臧否人物”,私修史(志)书被遏制,官修制度初步确立。尽管隋朝统治只有30年,但政府已建立起一套完整的定期编呈图经的制度,“隋大业中,普诏天下诸郡,条其风俗、物产、地图,上与尚书”[1]。及至唐代,政府更加重视编史修志。唐太宗在宫中设立史馆,编修国史,其第四子魏王李泰主修《括地志》,政府三令五申各地必须按时向中央报送图经。据《唐会要》记载:“建中元年(780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诸州图每三年一送职方,今改至五年一造送,如州县有创造及山河改移,即不在五年之限,后复故”。[2]五代战火频仍,但图经的编修沿袭唐制。《五代会要》称:后唐天成三年(928年)闰八月明宗敕:“诸道州府,每于闰年合送图经、地图,今后权罢”。[3]长兴三年(932年)五月二十三日,尚书吏部侍郎王权奏:“伏见诸道州府,每遇闰年,准例送尚书省职方地图者,顷因多事之后,道州府旧体虽存,其间郡邑或迁,馆递增改,添增镇戍,创造城池,窃恐尚以旧规录为正本,未专评勘,必有差殊。伏请颁下诸州,其所送职方地图,各令按目下郡县镇戍城池,水陆道路,或经新旧移易者,并须载之于图,其有山岭溪湖、步骑舟楫,各得便于登涉者,亦须备载。”既而奉复:“宜令诸道州府,据所管州县,先备进图经一本,并须点勘文字,无令差误。所有装写工价,并以州县杂罚钱充,不得配率人户。其间或有古今事迹、地里、山川、土地所宜、风俗所尚,皆须备载,不得遗漏,限至年终进纳。其图画侯纸到,图经别教处分”。[3]朝廷明确规定了各地造送图经的时间和内容、所需费用的来源。可见当时政府对编修图经是十分重视的。
  宋元时期,我国方志基本定型,地方志的编修制度也渐趋稳定。《宋史·职官志》记载:“职方郎中、员外郎,掌天下图籍,以周知方域之广袤,及郡邑镇寨道里之远近。凡土地所产,风俗所尚,具古今兴废之因,州为之籍,遇闰岁造图以进。四夷归附,则分隶诸州,度田屋钱粮之数以给之。……国初,令天下每年造图纳仪鸾司。淳化四年(993年),令再闰一造;咸平四年(1001年),令上职方。转运画本路诸州图,十年一上。”[4]
  明朝,政府对修志的重视表现为修志制度的完备。首先由官府统一制定志书体例。永乐十年(1412年)颁发的《纂修志书凡例》17则,这是迄今发现最早的由国家颁布的修志规定。永乐十六年(1418年),朝廷又诏天下郡县卫修志,对原有《凡例》作了修订,重新颁布,改善了各地旧志体例杂乱的现象。其次,出现了志书申详呈报的制度,即地方向上级行政机关发出详文要求修志,在得到上级认可批复后,地方负责纂修志书,并在志书纂修完成后送交上级行政机关。最后,是乡绅呈请和公告制度的建立。所谓乡绅呈请就是先由地方乡绅口头提出修志申请,然后提交申请公文,公文内容包括呈请修志人员的名单、修志的理由及编纂工作的人选等,对公文的格式有严格的要求。修志的公告制度就是告知各界本地修志情形,人员安排,并敬请各界关照和支持。一系列修志制度的建立,规范了各地修志行为,促进了社会各界积极参与修志,体现了政府对修志的重视。
  清代,政府对修志的重视更甚于前代,中央政府多次颁布修志诏令,如康熙十一年(1672年)七月,康熙皇帝应保和殿大学士周祚的呈请,诏“直省各督抚聘集夙儒名贤,接古续今,纂辑通志”,并以河南巡抚贾汉复顺治十八年主修之《河南通志》“颁诸天下以为式”。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礼部奉旨檄催天下各省设局纂修通志,并限期完成。一时间,全国各省、府、州、县纷纷开设志局,加紧了修志工作。至雍正七年(1729年),政府更是颁令修志上谕,定各州县志书每六十年一修之例。
  即使在动荡不安的民国时期,政府也十分重视地方志的编修,并数次以中央政府相关部门出面颁发了若干政令。民国6年(1917年),还在北洋政府统治时期,即由内政部、教育部通饬续修省县志书,教育部训令各县征集最近修刻志书送部。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先后3次颁布修志政令。民国18年12月,内政部颁布了《修志事例概要》二十二条,统一规定各地的修志行为,令各省设立通志馆,负责通志编修,各县及各普通市兴修志书,应行规定事项,由各省通志馆参照本概要定之,始有修志之专门机构出现。抗战期间,国民政府内迁重庆。民国33年5月,内政部颁布《地方志书纂修办法》,规定修志分省志、市志、县志三种,省志三十年纂修一次,市县志十五年纂修一次;各地应设立修志馆从事编辑。民国35年10月1日,内政部又重新公布了《地方志书纂修办法》,其内容与前次所不同者,关于修志机构的设置问题,要求各省、市、县未成立通志馆者,设立文献委员会,负责收集地方文献,以备将来编修方志。这两个文件的颁布,使曾经一度因抗战而中断的各地方志事业得到恢复发展,对方志编修传统的承继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正是由于自隋以后,方志开始有了官修的性质,历代政府十分重视和积极干预修志活动,才保证了地方志传统文化的绵延发展。传统方志实践在2500多年的历史发展中连绵不绝,且愈来愈兴旺。据不完全统计,两汉三国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地记不过139种,隋唐图经见存书目的只有22种,北宋方志143种,南宋方志262种,元代方志190余种,而明代方志竟有2892种,比宋、元方志的总和还多四倍,几乎“天下郡邑莫不有志”,清代则高达4889种,民国虽处战乱,修志成果不及清代(当然,清代有267年,民国只有38年也是重要原因),但仍有1571种。美国芝加哥大学历史系教授阿利拉(G·Alitto)在谈到中国传统方志为什么在经历了时间和空间的改变后仍能经久不衰时称:“所有早期的方志,事实上是向中央政府提供情报的记录,就每个地方的情况向政府当局提出的报告。”[5]这个说法对方志的定义不是很恰当,但有一点却说到了关键,那就是传统方志实践之所以绵延发展并走向兴盛,是因为它对政府有用,政府的重视和积极干预是传统方志实践经久不绝的根本原因。
  二、一统志的编修是传统方志实践经久不绝的重要原因之一
  一统志始于元。元朝建立起空前统一的大帝国以后,“薄海内外,人迹所及,皆置驿传,如行国中”。在这样的情形下,为了更好地掌握全国形势,表达大一统的思想,元世祖忽必烈采纳了集贤大学士札里马鼎的建议,编纂《大一统志》,以元代的中书省及十一行省为纲,下以宣慰司辖路,路辖府州县,内容包括建置沿革、坊郭乡镇、里至、名山大川、土山、风俗形胜、古迹、寺观、祠庙、宦迹、人物等。但因该志纂修时资料尚有欠缺,有些地方的志书尚未送到,如《云南志略》、《甘肃图志》、《辽阳图志》等,缺漏甚多,所以到了元成宗时,命岳璘等重修一统志,至大德七年(1303年)完成,一千三百卷,定名为《大元大一统志》,以内容宏富、体例周备著称后世,成为一统志之范本。
  明朝明太祖朱元璋出于行政管理和政治统治的需要,先后4次下令纂修总志,绘制舆图,加强中央和地方的联系,达到强化中央集权的目的。明成祖、景泰帝在位期间也诏令纂修天下郡县志书,为一统志的编纂作准备,也就有了后来的《寰宇通志》和《大明一统志》。由于封建政府的三令五申,各地方志编修工作得到迅速发展。有些地方不但修志,且一修再修,如《山西通志》于成化、嘉靖、万历间3次编修,广东《潮阳县志》、江苏《六合县志》6次编修,《云南通志》竟纂修8次之多。
  清朝统治者对一统志的编修也非常重视。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敕纂《大清一统志》,徐乾学擢内阁学士,任《一统志》副总裁,撰《大清一统志凡例》,后因事被劾,《一统志》未能完书。雍正十一年(1733年),方苞擢内阁大学士,任《一统志》总裁,至乾隆八年(1743年)修成《大清一统志》,共三百四十二卷。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嘉庆十六年(1811年),朝廷又两次诏修一统志。
  元、明、清每次编修一统志之前,朝廷必先令各地撰送图志,以备采用,地方官自然要奉命照办行政命令,这就势必促使地方志书的编修得到普遍地发展。于是,在统治者的积极倡导下,各地大量纂修各类方志,大规模的修志活动促使我国传统方志进入全盛时期。所以说,一统志的编修是我国传统方志实践经久不绝的重要原因之一。
  三、我国史学的发达、方志功用的变化和地方文人、学者、名流浓厚的乡土意识及对修志的积极参与,是传统方志实践经久不绝的重要原因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史学是其中最为发达的一部分。梁启超指出:“中国于各种学问中,惟史学为最发达。史学在世界各国中,惟中国为最发达”。[6]以史资政是中国古代史学发达的原因之一,唐太宗李世民曾说,“以铜为鉴,可正衣冠;以古为鉴,可知兴替;以人为鉴,可明得失”。历代统治者都非常重视史学,由此形成了中国发达的史官制度和史学文化。方志属于史学范畴,传统方志实践经久不绝与中国史学的发达紧密相联,抑或说传统方志的发达即是我国史学发达的表现之一。
  宋代方志定型以后,就不断有人提出方志为史的见解,尤其是清代一代方志大师章学诚提出“志乃史体”、“志乃史裁”、“志属信史”、“方志为国史要删”、“方志乃一方全史”等主张,并从理论上作了系统的说明,方志历史说逐渐占据上风,“方志,从前人不认为史,自经章氏提倡后,地位才逐渐增高”。[7]既然方志被认为是史学的一个分支,那么,方志的功用也就自然而然地被定义为“存史、资治、教化”。方志地位的提高和功用的变化,使得人们认识到如果志书修得好,同样可以藏之名山,传之后世,这就吸引了一些著名文人、学者参与编修方志,他们的参加,大大推动了方志编修工作的发展,对于方志内容的不断丰富,体例的不断完善,乃至学术性的不断加强,都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中国是个农业民族,有着非常强烈的土地观念,“家乡”概念在地方文人、学者心中非常深刻。家乡,在古代中国,首先表现为县,其次表现为州,最后表现为省,“学者惟不忘乎乡,而后能及于天下”。方志是家乡的历史,修国史是中国人的使命,修方志则是地方文人的使命。在爱乡观念的支配下,地方文人、学者自觉地把修志当作自己的一种社会责任,更何况由于方志功用的变化,修志还是一项利在千秋万代的伟大功业,修志者的名字可以永垂后世,因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历代地方文人、学者、名流都热衷于编修地方志了。
  从宋代起,一些第一流的文人、学者开始参与编修方志,如宋敏求、朱长文、刘攽、范成大、李焘、熊克、薛季宣、陈傅良、陈振孙等。明清以后,著名文人、学者投身修志,视修志工作为学术研究,更是不胜枚举,即使像乾嘉时期的考据学大师戴震这样的第一流学者也曾主修过山西《汾州府志》、《汾阳县志》。这些名家参与编修方志,自然与专门应付官样文章者不可同日而语,促使修志的目的性大大加强,注意方志这种著作对社会所起的作用,强调方志的现实实用价值,对于促进方志的学术性、提高方志的生命力有着直接的关系。
  即使在动荡不安的民国时期,地方文人、学者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也使得这一时期地方志的编修仍能取得一定的成就。抗战时期,地方文人、学者把志书编纂同抗日救国的目标结合起来,视修志为抗战救国的一项重要任务。很多沦陷区的学校和公私学术团体撤退到大西部后,一些学者和地方文人在动荡年月的艰苦环境下,以编修志书服务抗日为号召,以搜集整理国家之典章、乡邦之遗轶为己任,积极编纂志书。较著名之一例是北师大教授黎锦熙(注:抗战期间,北平师范大学、北平大学、北洋工学部联合组成西北联合大学),在西迁陕西之后,主持编修了《城固县志》、《洛川县志》、《黄陵县志》、《同官县志》、《宜川县志》,对于抗战,“凡一才一艺,一言一行,一事一物,犹淳淳不厌其详,务使人人知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之义,借以振衰起懦,敌忾同仇,共赴国难”[8]。他还提出以修志为抗日服务的号召:“抗战救国,我以为文化界中人要真正负起责任来,第一步工作,就是给所在地方修县志”。[9]在当时引起了较大反响。实际上,修志在当时表达了一种抗战救国的态度,故许多地方的文人、学者在烽火战乱时期以极大的热忱坚持完成了修志工作,尽自己最大的力量来报效祖国。所以我们说,我国史学的发达、方志功用的变化和众多地方文人、学者、名流浓厚的乡土意识及对修志的积极参与,寄爱国爱乡之情于所修志书之中,丰富了方志的记载内容,完善了方志体例,促进了传统方志不断发展。
  四、修志经费的保证,也是方志编修持续发展得以实现的重要原因
  修志经费的保证是方志事业的基本保障。方志编修的特殊性决定了对经费的特殊需要方式,修志经费的充足与否,极大地影响着方志编修工作的顺利进行。
  两汉时期,地方豪族为标榜门第、维持豪族的政治特权,纷纷私修具有家谱性质的人物传记、风俗传、地记等。虽然此类书籍带有浓厚的为地方豪强地主服务的色彩,但如果没有豪族势力给予经济上的支持,早期雏形方志的修纂显然无法完成。私人出资是这一时期修志经费的主要来源。
  隋唐以后,图经取代地记,至宋代形成定型方志,方志逐步由私修转为官修。官修即由政府出资、政府主持,为政府“存史、资治、教化”而修。到清代,我国方志编修事业进入全盛时期。若无政府及统治者的大力倡导,尤其是在经费上的支持,是无法将修志事业推向高潮的。
  民国时期,社会动乱,国内财政非常紧张,各地筹款困难重重,但是,出于统治者的政治目的及对方志编修地位、作用和价值的认识,“知事以为县志关系文献,与其草率塞责,难资考证,不如力求精详,辅助国史,故编辑不得不慎重,而经费不得不充绰也”[10],各地仍能采取较为有效的方式保证方志经费的供给,是这一时期修志事业得以继续发展的重要保障。在经费方面,政府通过多样方式筹款,大体有几种方式:第一,从地方财政直接拨款,这种情况一般是在地方财政尚有支付能力的前提下实现的;第二,多方筹措,以保证方志编修及出版,一经志书出版,所筹款项如何还再由政府想办法。政府出资,从而基本满足了大多数基层政权的修志需要。民国时期,修志人员的待遇尚属丰厚。如民国九年(1920年)热河省通志馆的正编纂月薪380元、副编纂360元、编纂240元、采访110元、绘图110元。“元”的概念是一个现大洋,民国六年时,每0.174元现大洋可购大米1公斤,到了民国九年,去掉物价上涨等因素,热河修志馆的工作人员也可谓收入丰厚。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民国统治者对于方志工作的重视。在当时看来,“纂修通志,体大思精,事繁责重,非延揽宏才,难肩大任”[10],而“延揽宏才”的重要条件之一便是给“宏才”较为优厚的物质待遇。只有解决好修志人员的后顾之忧,方志工作者才能以满腔的热情投入到方志编修中,编纂高质量的志书,这点在今天的地方志工作中仍有较强的借鉴意义。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政府的重视和积极干预,一统志的编修,中国史学的发达、方志功用的变化和地方文人、学者、名流浓厚的乡土意识及对修志的积极参与,修志经费的保证,是我国传统方志实践经久不绝的主要原因。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中国地大物博、国土面积庞大,地方行政区划制度相当完备,这也是我国传统方志发达的原因之一。方志是中华民族特有的文化瑰宝,既然传统方志实践能够经久不绝,流传至今,那么,我们今天有幸恭逢盛世,就更有理由相信,方志事业的明天会更加美好。

 

[参考文献]
  [1]隋书卷三十五《经籍志》[M].北京:中华书局,1973.
  [2]唐会要卷五十九《兵部职方》[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3]五代会要卷十五《职方》[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4]宋史卷一百六十三《职官志》[M].北京:中华书局,1977.
  [5]张天禄.略论方志起源、演变、功用[J].福州史志,2005,(12).
  [6]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A].饮冰室合集(10)[M].北京:中华书局,1996.
  [7]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A].饮冰室合集(12)[M].北京:中华书局,1996.
  [8]余正东.黎锦熙.洛川县志·跋言[M].民国33年铅印本.
  [9]黎锦熙.方志今议·序[A].方志学两种[M].长沙:岳麓书社,1983.
  [10]单辉.关于民国时期方志经费支出的几点启示[J].黑龙江史志,1995,(3).

 

  摘自《广西地方志》期刊2008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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